《财经》年会2025：预测与战略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12月13日-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强调人口结构中蕴含的需求潜力。
他指出，中国的现实结构现象是老年人消费能力不足，“但不能说老龄化了，只好消费不足了。”
如果说居民消费不足，就没法支持我潜在增长率。因此，必须说当年有消费能力的青少年、还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劳动者群体，未来成为老年人，我们要让他们继续保持应有的消费水平，意思是如果你忽略了老年人作为消费者的功能，未来居民消费的能力就是不足的，也就没法保障社会总需求的重组，也就无法支撑你的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蔡昉强调，我们必须从收入的提高，从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等角度去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
结论就是，固然要在一次分配领域继续保持扩大就业，继续保持增加人们的工资收入，继续保持郑嘉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
但与此同时，蔡昉表示，政府更能够用上力的，也符合我们这个发展阶段上要求的要做的事是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用它来保障居民的消费，保障人力资本的形成。
从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来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特别是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趋于提高的，而且提高最快的时期是在人均GDP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之间，我们把它叫“瓦格纳加速期”，中国的2035年正处在这个时期。因此，我们的公共品要显著地扩大供给。
但他也指出 ，现在我们面临的制约：
一、社会保障仍然不足，而这个不足就导致了“现收现付悖论”。因为老龄化已经发生了，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现收现付的模式，这种现收现付导致不仅老年人消费仍然不足，覆盖率不够高，均等化程度不够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受到抑制。
二、就业的人群中，消费能力也不足，消费意愿也不高。
“因为他面临着三重负担，一是他作为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者，二是他作为家庭老年人的赡养者，三是他们知道自己退休的时候人口的抚养比、赡养比会受到变化，他们可能会遭遇到养老金支付的难题，因此他们就要进行预防性储蓄。”他说。
因此，三重负担使得他们的消费能力不强。蔡昉表示，我们现在的人口年龄分布和消费支出分布不一致，大概从35岁—40岁开始，这部分人的消费明显降低，这是一个巨大的困境，我把它叫“现收现付悖论”，大家看到，打破这个悖论不仅仅是增加他们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扩大基本公共保障，让养老保险也好，其他的保险制度也好，让他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提高他们的消费意愿。
此外，蔡昉还强调，现阶段提高公共品供给，扩大公共品的边界是有可行性的。
他指出，因为我们虽然在加速老龄化，但是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还让我们产生一个机会窗口。我们有一个指标“人口总抚养比”，也就是没有参加劳动的青少年、儿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这个比重是在提高，这是我们的负担。
但是它主要是由于老年抚养比提高造成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少年儿童抚养比的下降，提高的幅度就更大的。因此，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从两个方面有互相抵消的作用，意味着我们现在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公共资源被节约出来的现象，需要我们能够更好地去统筹使用这部分资源。
比如我们现在讲托育资源的统筹使用，意味着托儿所和幼儿园要统筹使用。我们如果看《统计年鉴》，可以看到这些年小学的数量在显著减少，幼儿园的数量也在显著地减少，这就意味着“少子化”，孩子没那么多了，不需要了这么多幼儿园、小学。
“这些资源如果能够被统筹使用，一部分可以用到托儿所的使用上，（吸收）更小的孩子，减少大家的家庭负担，让大家更多愿意生孩子、养育孩子。另一部分资源可以用在教育的其他方面，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甚至把青少年这部分节约出来的资源用在老年人身上。”他说。
“因此，我们用这种削峰填谷的方式，还有公共资源的余地，更不用说GDP还在增长，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应该提高，自然公共支出的规模也就能够不断地扩大。”蔡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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