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赖建诚 著，格致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罗斯福器重经济学家
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时，经济学家没提出有效的警告。这情有可原，因为那时的经济学从业人群规模还小，统计数据相对欠缺，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不多。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情况已完全不同：经济学博士无处不有，各种统计数字在网上随手可得。但各国政府还是措手不及，这次危机严重影响各国的金融与产业，有许多人失业。
经济学家到底在干什么？只会黑板经济学，一下讲台就没用？能在黑板上写一堆唬人的方程式，看起来很科学，怎么连房市泡沫都解决不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说过一句名言：“经济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创造与维持经济学家的就业。”
二战时美国有一批经济学家，在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估算敌方（德国、意大利、日本）的伤亡数，评估敌方的意图与能力，协助战后重建的谈判。另外还分别有一批，在敌方目标小组（Enemy Objectives Unit）挑选适合轰炸的目标；在统计研究组（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应军方要求评估各式问题；在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协助资源分配到民间，避免通胀和投机性囤积，让资源有效供应在欧洲的部队与盟军部队；在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协助民间工业生产军需，确保有急需的军备都能取得原物料，例如铝矿。
这些平民学者所做的各项分析，时常得到罗斯福总统采用，也协助了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筹划各种政策。在战时贡献过智慧的年轻经济学者中，日后有5位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1976年获奖）、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1910—1985，1975年获奖）、西蒙·库兹涅茨（1901—1985，1971年获奖）、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1905—1999，1973年获奖），以及乔治·施蒂格勒（1911—1991，1982年获奖）。还有5位优秀分析者，日后成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另有多位战后在MIT、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任教。
美国本土未受二战波及，有余力调集这批通晓诸国语言（原籍俄、德、法、荷等国）的学者，加入智识战场。罗斯福总统很看重这套分析，1940年派他的好友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美国一战英雄，在纽约做执业律师）亲赴伦敦，分析在纳粹的猛烈空袭下英国的胜算。结果多诺万和总统幕僚的判断相似：日后英国有可能在空军作战中打败德国。
这项经验让美国采取一项重要决策：全力搜集情报，由政府汇总，再聘请专家做细节分析，直接对总统负责。美国国会图书馆与各地图书馆，全力配合提供资料，创立研究分析小组。以图书馆的协助为例，其中最主要的是提供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三个轴心国）的报纸、地图、统计资料、交通路线，以及关于桥梁、铁路、燃料、隧道等的战地讯息。
经济学家的推估成绩
以下举实例说明，经济学家的分析如何协助军方拟定战略。
在1941年12月12日提交的《德国军事与经济现状》报告中，经济学家有好几项见解和海外情报单位的结论相反。军方情报指出德国状况危急且严重缺粮，经济学家的判断是：在1936—1937年间，德国前线士兵的三项重要配给品（面粉、肉类、脂肪与食用油）一直在增加。民间对这三项配给品的消费量虽有减少，但其缺口已被1939年起大幅增加（增加了约50%）的马铃薯弥补过来，整体而言比一战时好很多。
在《西欧轴心国的营养状况》报告中，经济学家说德国人的卡路里摄取量开战后已减少15%，但平均每天仍有2784大卡，显示短期内不会缺粮投降。战后的研究显示，1940年德国每人每天摄取3370大卡，1942年战事吃紧后降为2555大卡，1943年增为2751大卡，战争结束前一年还有2810大卡。这表示活命没问题，但食物以谷类为主，相当单调。肉类与脂肪的配给状况和英国差不多，但德国的配给制度较早实施，涵盖的范围较广。战时的卡路里虽可维生，但无法负荷粗重的体力工作。德国还能维持至少2500大卡，主因是人口大量耗损：战死；赴外国（尤其是苏联）打仗；战时人口出生率大降。经济学家的判断比情报单位更精准。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政府要经济学家分析德国需要调配多少资源。刚开打时，德国很快就占领苏联10条主要铁路，迅速运送200师军队与粮饷深入。在有限的情报下，经济学家请教铁路专家，了解零度以下的火车载运效能，以及各种状态下的每日最高运送量。
经济学家在《东战线的德军供应问题》中的报告结论是：与苏联开战的前6个月内，由于德军提早准备，各项军需都很充裕。但也会很快就耗竭：军队每推进200公里，就需要增加3.5万次卡车运输，运送物资到前线的能力每天会减弱1万吨。这表示到1942年初时，德军的战力会明显下降，战后证明这项评估基本上正确。另一战场是北非，美军需要分析德国隆美尔将军（“沙漠之狐”）的战备能力，经济学家再次展现出了优秀的分析能力。
打了几年仗，盟军想了解德国境内的损伤状况。经济学家想到妙招：阅读各地报纸地方版的讣闻。德国文化对讣闻相当看重，对死者的生殁年、职业、阶层、服务单位、死亡地点都有详细记载。美国通过驻瑞士（中立国）领事馆，搜集德国各地的讣闻，样本约为各地报纸总数的四分之一。分析者计算了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10月31日各阶层官兵的伤亡统计，得出一个比例：每阵亡1个军官，会有21.2个国民死亡。
另一项推估是：德国在入侵苏联前已损失11.4万名官兵，这和战后的调查（13.4万）相当接近。但对德军侵入苏联之后的死亡数，就太高估了：经济学家估算1941年6月到1942年10月，德国损失181.3万官兵，战后的估算只有77.4万。在斯大林格勒（现名为伏尔加格勒）的战役中，经济学家估算有40.7万官兵阵亡，实际数字是30.7万。
军备估算，经济学家更在行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估算阵亡人数实在不容易。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是军备估算。假设虏获和毁损的德军轮胎，占总产量的0.3%。又假设前五大轮胎厂的产量，超过全国总供应量的70%，就可算出德军消耗橡胶胎与人造胎的状况，也可看出德国缺乏橡胶的严重程度。情报单位估算，德国1943年每月约能生产100万条轮胎，但经济学家估算只有18.61万条，战后调查的数字是17.55万条。类似的估算法，也应用在坦克、战斗机、枪支、V-1导弹、V-2火箭的生产上。情报单位估算，1942年8月的坦克产量约为1550辆，经济学家说只有327辆，战后的数字是342辆。
战争期间的资源有限，需要精算如何以最少的耗费得到较高的效果。以轰炸为例，要反复计算先炸哪里、投下多少炸弹。几位战后在MIT经济系任教的学者，以及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利用德国空照图，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得出了各种计算方程式，以最小成本达到最大打击效果。可惜战后评估效果不佳，主因是轰炸破坏民间财产的程度远大于摧毁军事设施。轰炸对士气打击不大，反而更激起民间团结对抗。但轰炸油库的效果很好：德国空军的油料产量在1944年3月高达18万吨，轰炸3个月后剩5.4万吨、6个月后只剩1万吨，已失去反击能力。
类似的故事数不清，最后举远东战区日本的例子。1941年11月24日，美国分析家就提出预言：经济围堵的压力已把日本逼到无法支撑。解决之道有二：外交谈判或武力解放。由于海军的围堵，原本资源就缺乏的日本，1941年12月进口量减少60%，出口工业只发挥30%的生产力。日本从1936年起外债已增加5倍，1937年起货币供给量增加3倍。电力、劳动、食物、商品都有管制与配给。
撑到1945年4月，经济学家提交的《日本粮食状况》报告，说日本的食物（质量与数量），原本就比西方差，大战后又下跌10%。战争期间的平均卡路里摄取量，从20世纪30年代末的2270大卡降到1944年的2050大卡。食物质量严重恶化，脂肪和淀粉尤其欠缺，战后显示这些估算相当正确。1941—1945年间在日本城市出生的孩童，相比在乡间出生者较矮较轻，主因是粮食较不足。
除了推估苏联战区的伤亡人数失准，经济学家的分析基本上相当准确。为什么会比情报单位做得好？这个由18个经济学家组成的分析团队（搭配许多助理与军方支持），擅长运用统计分析，从有限的样本做学理推估。这些有用的判断可以帮助军方锁定关键重点，掌握敌方的致命点。
他们的主要分析工具是大家熟知的线性规划：在有限资源下，在多重目标的制约下，如何求出最优解，也就是在解答最优化问题（optimization problems）。这些经济学家日后各有辉煌的成就，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战时经验，为他们对战后经济理论发展的贡献，以及对财经政策的建议，提供了重要的养成背景。
[本文摘自《经济史的趣味》（全新增订版），该书2024年11月由格致出版社出版，作者赖建诚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教授，澎湃商学院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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