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两位以自由主义政治立场而在媒体界知名的作家埃泽拉·克莱因（Ezra Klein）与德雷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的著作Abundance（《丰饶》，也译作《富足》《丰裕》）于2025初年问世以来，其提出的“丰饶议程”理论已成为2025年美国民主党政治中除了“对抗寡头”（Fight Oligarchy）这一反击现任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政治经济支持核心以外的另一重要议题。随着2024年选举周期中惨败带来的重创，民主党关于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内部政治辩论愈演愈烈，“丰饶议程”一词已成为该党内自由派和左翼阵营中许多人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未来政治成功的关键是否取决于对经济投资并推动更多项目建设的积极倡导？
Abundance书封
在纽约市长选举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中，困扰居民许久的住房问题，已然成为主要候选人的核心关注点；其中，丰饶议程的理论及其相关的新城市主义思潮对这些候选人产生了显著影响。来自布鲁克林的纽约州议会参议员泽尔诺·麦瑞（Zellnor Myrie）由于明确支持增加住房供应而被视为最为支持丰饶议程的候选人，而民调领先，并最终在初选中胜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卓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则明确表示，他政治立场的重大转变之一是认识到市场在住房建设中的重要性，而这显然受到了丰饶议程相关思潮的影响。
丰饶议程的核心主张是“稀缺是一种选择”；克莱因和汤普森认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许多危机，例如住房危机、气候危机、医疗危机等，其本质上是供给不足的结果，而这种供给不足并非不可避免，而是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的产物。在这种政治立法和态度所约束的环境中，政治环境陷入到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政客们一方面说要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却在最富有的城市通过法律限制使建造新住房变得极其困难；一方面声称要拯救地球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却在自由派州关闭零碳核电站并抗议太阳能项目对于环境的“潜在影响”。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日，美国纽约，民主党市长候选人卓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与该市工会领导人及成员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庆祝其在初选中获胜。
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过往的污染让当时的政治体制创造了一个全面的管理系统，而这一系统其中的程序正义常常阻碍了实质性结果的实现。丰饶议程提出了一种经济和政治上放松约束的框架，强调增加关键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并消除阻碍建设和创新的制度性障碍。
“稀缺是一种选择”：丰饶议程能否超越传统左右分歧
尽管丰饶议程迅速成为民主党一大政治主轴，但来自党内外左翼的批评声仍不绝于耳。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有人认为丰饶议程本质上是“包装更精美的新自由主义”，因为其在住房领域强调“去监管”，这让人联想到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政策及其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其次，批评者担忧丰饶议程过于关注“做大蛋糕”而忽视分配问题；第三，有人质疑其对技术解决方案的乐观态度低估了生态极限。
然而，丰饶议程与传统新自由主义有本质区别。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全面退出，而丰饶议程强调政府作为市场建构者的积极角色；新自由主义以减税为核心，而丰饶议程强调公共投资和制度改革；新自由主义关注一般性经济增长，而丰饶议程特别关注住房、能源、医疗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最重要的是，丰饶议程所谓的"去监管"并非无差别地放松管制，而是有针对性地改革那些阻碍公共利益实现的具体规定。
所谓“丰饶议程”，并非某种完整意识形态或抽象纲领，而更像是一系列聚焦于基础设施、住房、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具体政策组合。其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如曼达尼所说，是它把关注点落在了官僚体制的具体细节之上，而不是只做宏大叙事。换句话说，丰饶议程关注的不是空洞的“去监管”，而是“为什么这些具体规定反而阻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它的许多主张正是从效率、公平、生活质量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那些历史遗留、与现实脱节甚至有歧视色彩的城市法规。正如曼达尼自己在接受汤普森的采访中强调的那样，“这些常被忽视的细节，实则对项目能否顺利实施产生着巨大影响”。
让我们以住房安全和房屋建设管理作为一个“具体规定阻碍公共利益”的范例。美国一些沿用数十年的防火规定要求单楼梯住宅的最高层数不得超过三层，这一规定导致大量低矮密度公寓因需配备两套楼梯而无法建设，因为这种要求对于成本和地块的要求往往超过地产商的预算。而另一方面，现代的防火理念更强调源头防控与火势遏制；相比之下，那种传统的带多楼梯的“五带一（5-over-1）”美式连廊式建筑，则反而容易因走廊连通在火灾中迅速蔓延。
对此，部分城市如西雅图已经放开了类似监管，并通过配套改革成为受住房危机冲击最小的民主党执政城市之一。在这里，丰饶议程强调的，恰恰是那些在现实中影响深远、却常被忽视的具体操作问题：比如一座楼究竟需配几套楼梯、哪些防火规范在当今环境下已不合时宜、如何优化审批流程、怎样简化小型公寓建设的繁琐门槛等。通过这种微观改革，可以在不牺牲安全的前提下，显著提高住房供应和可负担性。
除了对于房屋建设的观念调整之外，丰饶议程也对美国政府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程序主义”问题提出了深刻批判。在美国，环境影响评估（EIA）等制度最初设计用于保护环境，但如今却常常成为阻碍清洁能源项目的主要障碍。为了保护20世纪的自然环境而设计的法律，如今反而阻碍了21世纪拯救地球所需的清洁能源项目。
单个审批程序可能合理，但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克莱因和汤普森在书中以旧金山的Tahanan住房项目为例，这一项目通过绕过政府资金（及其附带的繁琐要求），项目得以更快、更便宜地建成。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个“绝对疯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确保程序公正的努力由于过于繁琐，反而阻碍了改变住房危机的实质性结果能够成为现实。
在思维上，丰饶议程主张重新平衡程序与结果，简化政府决策和执行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程序性障碍，同时保持必要的监督和问责。这不是对监管的全面否定，而是对监管质量和效果的重新思考。
相比于仅是陈旧规定的防火政策和建设规划要求，某些区划法规对于社会不同群体的影响，则甚至可以直接视为一种制度性不公。例如独栋住宅区划（single-family zoning）。虽然美式独栋屋出现早于二战，但在二战后种族隔离结束时，许多无法接受多元社群的种族主义白人迁往郊区，重建“纯白社区”，并利用高门槛的纯独栋住宅分区来阻止经济条件较差的黑人搬入。
这种排斥机制的另一个方式是依赖汽车出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制造“汽车社会”而歧视其他出行方式的法规，如在住房和其他建筑单位中强制规定的最低停车位要求导致预算和规划面积的显著增加；这些政策不仅加剧了住房危机，还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生活成本负担。在密苏里州，当地慈善机构的广告宣传“必须在给汽车加油和购买食物之间做出选择”，而这对于习惯无车生活的全球大多数地区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从管理层面来看，丰饶议程主张重新审视这些带有历史歧视色彩的区划法规，不仅从效率角度，更从社会公平和包容性角度进行改革，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完全可以被视作具有积极改革思想的政治运动。正如美国城市可持续更新倡导组织Strong Towns创始人查克·马龙（Chuck Marohn）所言，城镇为对抗住房危机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除对于独栋住宅区划的绑定。
丰饶需要国家能力：“有效”政府究竟有多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丰饶》一书除第一章外，很少提及简单的“去监管”，而是大量讨论了“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关键作用。两位作者通过青霉素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曼哈顿计划等历史案例，展示了强大的政府执行力对于重大项目成功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国家能力不仅指政府规模，更指其有效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一个强有力的、得到经济支持的、能够把事情做成的公共部门。
国家能力，或更准确地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以及有能力的公营机构的缺失，与公共住房息息相关。以圣路易斯和芝加哥为例，政府治理不善和维护不力导致当地公共住房沦为犯罪滋生的温床，最终难逃被拆除和绅士化的命运，以至于自1998年后美国政府几乎停止了新建公共住房。然而，公共部门实际上有能力提供或保存公共/低租金住房，例如芝加哥住房局就通过一系列法律手段保留了Millers River的公屋社区。
正是这种能力（包括低价大量建设高质量公共住房的能力）的缺乏，使得政府在降低房租方面缺乏有力的手段。例如，纽约市由于存在大量私人持有的租金管制房屋，市政府每年都需要努力平衡房东和租客之间的利益。如果纽约市拥有大量公共部门持有的住房，并且有能力建设更多此类住房，那么这方面的压力自然会小得多。
在这一点上，国家能力与丰饶议程形成了恰当的互补：前者确保政府能有效执行关键项目和政策，后者则确保这些干预是针对供给约束的。
纽约大都会运输署（MTA）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新自由主义对于公营机构戕害的例子。在书中，两位作者特别着重提到了纽约第二大道地铁规划的超支问题，而MTA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工程外包导致的软成本（Soft Costs）飙升。这有一部分是MTA内部工程师裁员导致的内部工程能力缺乏、过度依赖外部顾问而双方沟通不畅导致工期拖沓、需求得不到传递造成的。
当地时间2025年6月24日，美国纽约，纽约市长候选人、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在初选后的选举派对上发表讲话。
这一裁员的原因在于时任纽约州州长，后来因为丑闻被迫辞职的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在公开场合以MTA效率低下为名削减其预算并砍掉了他认为不重要的部门，甚至将资金挪用于补贴纽约上州的滑雪场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政治支持。这些资金削减，最终导致MTA缺乏优秀的内部工程能力，建设成本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政客声称公共机构不够高效→公共机构的资金减少→公共机构交付能力变差→公共机构真的不够高效→政客继续批评公共机构。
从丰饶议程的角度来说，它的目的就是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以积极设想来去重建公共部门的技术能力和执行力，从而使政府能够有效履行其在关键领域的职责。这不是简单地扩大政府规模，而是提高政府质量和效能。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应当和对供给的扩张相结合：前者确保政府能有效执行关键项目和政策，后者则确保这些干预是针对供给约束的。提升国家能力需要多方面改革：重建政府内部技术专业能力，避免过度依赖外包；改革公共部门人才招聘和薪酬体系，吸引顶尖人才；简化决策链和问责机制，提高执行效率；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打破“筒仓效应”。只有将监管改革与国家能力建设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丰饶议程的愿景。
回应批评：丰饶议程的公平与可持续性
丰饶议程常被批评为过于关注在经济规划上“做大蛋糕”而忽视分配问题。然而，这种批评忽略了供给约束本身对分配正义的重要影响。当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时，最终受害最深的往往是最弱势群体，而当“扩大住房”的危害仍然停留在假设之中时，旧金山随处可见的街头帐篷正在告诉我们，住房危机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已经明显地无法再被忽视。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增加住房供给并不必然导致所有新增住房都被富人占用。相反，研究表明，即使是市场价格的新建住房也能通过"过滤效应"（filtering）最终增加整体住房可负担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针对性的可负担住房政策，但这些政策在供给充足的环境中会更加有效。用实用的眼光来看，丰饶议程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所支持的“财产再分配”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而是两种可以互补的思路：前者关注增加供给，后者确保收益广泛分享。这种“包容性丰饶”的框架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避免陷入零和思维。
另一常见批评是丰饶议程对技术解决方案过于乐观，低估了生态系统的物理极限。在《外交政策》杂志中，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表示，丰饶议程的核心缺陷在于其对技术解决方案的过度信任，忽视了资本主义增长逻辑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在她看来，仅靠供给侧改革无法解决资源有限性的根本约束，也无法应对无限增长与有限资源之间的内在矛盾。在以韦伯为代表的评论者看来，丰饶议程未能充分认识到气候危机的系统性本质，过于依赖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来解决深层次的生态问题。
从运用角度上说，丰饶议程并非主张无限制增长，而是强调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增长。支持提高生产和供给不是简单的增长崇拜，因为丰饶议程本身关注的应该是如何重塑生产方式，使其更加可持续和包容。在气候变化领域，丰饶议程则主张通过清洁能源转型、电气化和能效提升等技术路径实现脱碳，而非用“去增长”等强行限制的路径来去单纯限制经济发展的规模。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这种方法更具政治可行性，因为它能够有效地建立包括关注就业和经济机会的选民群体在内的广泛联盟，而纯粹的生态主义立场难以形成足够广泛的政治基础。
从这一角度来说，丰饶议程并非“技术乐观主义”，而是一种“技术现实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生态主义对技术本身的怀疑，也不同于技术万能论的盲目信仰，而是在承认生态约束的前提下，寻求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和行为调整的最佳组合，以实现更可持续、更包容的繁荣模式。
不过，如果想要丰饶议程利用增加建设而推进的改革变得“顺其自然”，那么这一理论必须需要从最需要得到帮助的社区开始做起。以清洁能源为例，通过拜登总统时期通过的一系列法案，美国环境保护署可以使用自己70亿美元的“全民太阳能”基金将为超过90万弱势家庭提供屋顶或社区太阳能，而财政部的低收入社区奖金信贷将第一年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向49000个小型清洁能源项目，其中包括社会福利住房综合体的800个阵列，预计每年可为居民节省约2.7亿美元。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5日，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航拍显示多户住宅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
除了联邦政府之外，一些州和地方的实验正在填补地区此前对于清洁能源的空白：加利福尼亚州的多家庭社会福利住房太阳能项目已经回收了约 34 兆瓦的租户服务光伏；丹佛房屋管理局的2兆瓦社区太阳能花园为数百套太阳谷公寓供电；纳瓦霍族的部落所有的卡耶塔太阳能农场已经扩展到55兆瓦，展示了收入共享的可再生能源如何取代退役的煤炭。这些项目共同展示了丰饶议程的剧本，将原本的标语转化为更直观的政策、更便宜的账单、更清洁的空气和最需要它们的家庭自建工作岗位。
尽管如此，丰饶议程的支持者们也需要承认技术解决方案的局限性，需要配套的行为改变和制度创新。例如，仅靠电动汽车无法解决城市拥堵问题，还需要更好的公共交通和城市设计；仅靠可再生能源无法解决能源系统的所有挑战，还需要储能技术和智能电网。从美国历史沿革的经验教训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创新必须与制度变革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系统性转型，但这一点在丰饶议程的实践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这些缺陷是“丰饶”这一概念至今在民调中仍然未能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因之一。在5月进行的一项民调中，当被问及在“丰饶议程”与“经济民粹主义议程”之间做出选择时，超过56%的民主党受访者选择了经济民粹主义议程而非丰饶议程。然而，正如我们的讨论通过实例所示，经济民粹主义与丰饶议程并不必然对立：当丰饶议程能够将重点和优先事项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身上，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缺乏流动性的循环时，它将成为一个长期惠及所有人的规划方案。
尾声：丰饶议程的未来在于实践和细节
正如前文所论，丰饶议程之所以与传统新自由主义有根本性区别，恰恰在于其关注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决定成败的细节。从防火规范中的楼梯数，到审批流程的微小障碍，这些看似琐碎的政策设计，往往决定了城市能否容纳更多居民、工薪阶层能否享有更高的生活质量。丰饶议程并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是一套具体、面向现实的改革方案，强调将目光投向“那些常被忽视的细节”。丰饶议程的未来取决于其能否建立更广泛的政治联盟。这需要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标签，关注具体问题和实际效果，寻找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交集。
展望未来，丰饶议程的发展需要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需要更系统地整合公平与效率，发展“包容性丰饶”的理论框架，确保供给扩张的收益能够广泛分享；其次，需要深化国家能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如何在保持市场活力的同时提升政府执行力；最后，需要将丰饶理念扩展到更多领域，从住房、能源扩展到教育、医疗、养老等全方位民生问题。
丰饶议程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左右分歧的新政治经济学框架，重新定义了政府角色，强调增加关键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其政策启示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些看似合理但实际阻碍进步的具体规定，通过微观改革释放巨大潜力。只有将理想主义的愿景与务实主义的细节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一个更加丰饶、可持续和公平的未来。
归根结底，丰饶议程对于美国政治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就如曼达尼在竞选时所表示的那样：
“我认为，左派本应关注的诸多议题，却往往被右派占据：官僚体制、民主、效率、浪费。若真正关切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则必须将这些问题置于首要地位，因为任何效率低下的迹象都可能成为削弱公共部门的理由。同样，若审视'生活质量'一词，其常被视为保守派所关注的范畴，但事实上，这是每个工人阶级最基本的需求。他们皆渴望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而这些关切并非与我们的原则相悖，恰恰是这些原则的具体体现。”
丰饶议程的核心价值，正是将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对效率的追求与对公平的坚持有机结合，形成一种真正能够改变人们生活的务实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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