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西和印尼煤炭大省启动能源转型合作，全球退煤需要更多“想象力”

7月底，一个来自印尼最大煤炭生产省份的特殊“取经团”来到了中国煤炭大省山西，走访参观多家中国能源企业和低碳产业园区，共同探寻煤炭资源型地区的能源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瓦尤·加图·普尔博约（Wahyu Gatut Purboyo)来自东加里曼丹省，是区域经济和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印尼政府计划于8月宣布坐落在东加里曼丹省的该国新首都努桑塔拉的落成。政府制定了详细的“2045零排放目标”，新首都将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此行山西，瓦尤发现了许多“有用有趣”的能源创新案例，“或许能在新首都的建设中派上用场。”

而在参观氢能重卡时，来自南苏门答腊省能源矿产资源局的局长亨德里安沙（Hendriansyah Supawi Main)说：“我在印尼开电动车非常熟练，我们省也正在引进氢能车，希望有一天我也有机会开氢能重卡。”

南苏门答腊省能源矿产资源局的局长亨德里安沙参观氢能卡车。

随着极端天气的加剧和频发，通过及早淘汰化石能源减缓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共识。2023 年年底，全球各国在迪拜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8）上达成共识——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推进能源系统向脱离所有化石能源的方向转型，并在这个关键的十年加速行动，全球化石能源时代的终结就此开启了大幕。

煤炭是目前造成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中最大的单一排放来源，也将是最先开始大规模退出的化石能源类型。中国和印尼分别是全球第一大煤炭生产国和出口国，而印尼的出口煤炭中，很大一部分又销往中国。山西省与印尼的东加里曼丹省和南苏门答腊省分别是中、印尼两国的煤炭大省，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根据关注能源转型的山西派可思绿色文化中心的研究，煤炭对以上三省的 GDP贡献占比分别达到 31.7% (2022 年)、35.1%(2023 年)与 15.9%(2022 年)。同时，三省煤炭产量的大部分都外调到了本国其他地区或出口到国际市场，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极易受到煤炭市场波动的影响。

“对于包括山西、东加里曼丹、南苏门答腊等在内的煤炭生产和依赖大省，他们的选择不是未雨绸缪就是坐以待毙。后者显然不能构成明智负责的选项。因此大家走到了一起，共同探寻能源转型之路。”山西派可思的负责人王晓军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道。

“取经”山西

“原来氢能车坐起来这么平稳。”印尼智库Gentala研究所的陈·苏珊娜（Tjhin Susanna）女士在下车后大呼。

陈·苏珊娜是来自印尼政府、智库、学界和媒体的12人代表团中的一员。此次交流由山西双碳能源革命研究院(以下简称“双碳研究院”)与山西派可思绿色文化中心(以下简称“山西派可思”)发起组织。

访问团于7月30日至8月1日密集地走访了山西双良再生能源产业集团、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山西美锦能源集团、山西国臣直流配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和尚风绿谷碳中和环保科技园等企业和项目点，参观了解了包括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零碳建筑等多方面的转型实践。

“通过本次交流，我们希望推动山西省和其他国家的资源型地区在能源转型方面展开更频繁和更高质量的国际合作。”双碳研究院理事长程章说。

中国的能源转型起步于2005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法》，并在 2014年制定的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为核心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中确定方向。2021年，在提出“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中国明确将在“十五五”期间逐步减少煤炭消费量。

煤炭大省山西是国内较早开展能源革命实验和实践的省份，被国家赋予了“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区”和“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称号。山西提出到2025年和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将分别达到50%和 60%的目标。2023年已经达到 39.9%，并且成为全国绿电交易量最大的省份。

在十多年的转型实践后，山西的经验正在受到其他煤炭依赖型地区和国家的关注和借鉴，包括印度尼西亚。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国际交流中心李莹表示，山西省在受影响员工再安置和受影响地区土地恢复方面的已有探索都可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宝贵经验。

印尼代表团成员们也确实感受到了这种交流的必要性。南苏门答腊能源矿产资源局能源负责人亨德里安沙表示：南苏门答腊省和山西省的公司有很高的合作可能性。“我们省拥有丰富的地热能资源，同时，也有高纯度的单晶硅资源需要被开发，我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和山西的公司合作。”他说。

而瓦尤则认为，正在东加里曼丹省建设的印尼新首都努桑塔拉未来将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企业的很多装置，诸如太阳能户外充电座椅与近零碳建筑都非常有趣，也许可以用在新首都建设的不同场景中。

印尼代表尝试用太阳能户外充电座椅给手机充电。

印尼煤炭转型信号未现？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国，也是第五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目前，印尼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同时，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23%，到203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31.89%(或在得到国际支持的条件下减少 43.2%)的目标。

在印尼智库能源转型研究所常务董事普特拉·阿迪古纳（Putra Adhiguna）看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同为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山西省能源转型的经验与信号对于东加里曼丹省和南苏门答腊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普特拉告诉澎湃新闻，印尼能源转型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对煤炭的依赖仍过于强烈，和中国不同的是，印尼煤炭产量的60%出口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目前仍然有很高的需求。“这意味着如果你是煤炭生产商，你仍然会看到眼前的利益不断上涨。所以，我认为他们可能还看不到转型紧迫性的信号。”

此行山西，普特拉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国正在努力做什么。“我希望并从这次活动中获得更多关于中国如何看待煤炭过渡的信息，因为这将为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创造更强烈的紧迫感。”他说。“在山西我们看到了利用现有（煤炭）产业作为绿色转型的垫脚石。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创新精神。中国不仅将转型视为挑战，更将其视为机遇。这给我们很多启发。”

在一周的参访后，普特拉看到了中国在退煤和能源转型上的坚定决心。他相信印度尼西亚也必将走向转型的拐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我认为这个转型的信号没有传到印尼国内，因为我认为大多数印尼人都不相信中国真的会如此坚定地在转型。”

山西的煤炭能源转型已然开启。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开始减少煤炭的消费需求。“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个曲线会是一个陡峭的下滑还是平和的。而随着对煤炭需求的减少，首先会受到影响的必然是对于印尼进口煤炭的需求，印尼方面对此做好准备了吗？”王晓军指出。

维拉参观山西高速公路上的太阳能储充一体化十点项目。

印尼智库基本服务改革研究所绿色经济项目经理维拉·阿贡·斯瓦达纳（Wira Agung Swadana）则认为此次交流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了有着许多相似点和共同命运的两国三个煤炭大省之间在能源转型上的知识与信息互通，还为三省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维拉表示，山西省、东加里曼丹省和南苏门答腊省至少在三方面可以展开合作: 第一是关于印尼政府的能力建设。山西省有着综合性的能源转型路线，可以启发印尼政府;第二是关于数据管理，参访的山西公司都有着很强的数据追踪与管理能力，这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监控企业转型动态;第三是关于可再生能源，山西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上有丰富的经验和更高端的技术。

“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可以与印度尼西亚分享知识转移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如何在两个国家和省级企业之间建立联系。”维拉说。

维拉也认同，目前印尼政府在煤炭需求下降的前景下，还没有制定任何经济发展计划来转变其经济对煤炭的依赖。也没有具体的计划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

“煤炭不会成为一个长久的产业，我们需要改变经济。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每个省份需要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如果印度尼西亚不这样做，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将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因为在这两个省份，他们的GDP有50%-70%都依赖于煤炭。到那时这些地区收入将严重不足。”维拉说。

山西能源转型需要想象力

反过来，这样的交流也在促使山西加紧推进未来的能源转型步伐。

在此次访问的最后一天，中国和印尼各方代表团成员齐聚一堂，展开了深入的座谈。座谈会上，双方都表示，山西、东加里曼丹、南苏门答腊等省一方面都已经认识到了退煤趋势的不可避免和难以阻挡，但另一方面由于外部激励和支持不够充足，而内在魄力、动力和创新上也刚刚起步，这些地区仍普遍困于“资源诅咒”的陷阱。

参会的各位代表在研讨会上重点讨论了煤炭业转型信号与财政资金来源等问题。今年年底将阿塞拜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9 次缔约方会议(COP29)即以气候融资为工作重点，督促落实用于能源转型和气候适应的气候融资。

王晓军认为：“一个适合山西的模式或许可以是 JETB，也就是‘公正能源转型兄弟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Brotherhood)’。山西的能源转型需要有其他‘兄弟’省份的支持，在‘JETB’与‘全国一盘棋’的指引下，山西能源转型路线图才有章可循。”

“在历史上我们最多的时候供应了全国28个省市的煤炭，支持了兄弟省市的经济发展，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如今山西等煤炭大省面临能源转型的挑战，其他兄弟省市是否也能给与我们亟需的支持？”王晓军说道。

在座谈会上，双碳研究院、山西派可思还与印尼智库达成《合作备忘录》:中方邀请印尼相关机构参与山西双碳能源革命研究院共建，印尼方支持中方在印尼设立研究院亚洲分院。